殡仪馆的人来带走张雅芝时，我坚持亲自为她换上那件藏蓝色的羊绒衫——她生前最爱的一件。整理衣领时，我发现内侧绣着两个小字"卓玛"，针脚细密，显然有些年头了。
"这是她的藏族名字？"我问工作人员。
对方摇头："很多汉族作家在西藏采风时都会取个藏族名字。"
我点点头，最后抚平她衣领上的褶皱。她的面容安详，仿佛只是睡着了，嘴角甚至带着若有若无的微笑。我俯身在她冰凉的额头上留下最后一个吻，闻到的依然是那股熟悉的、混合着墨水与药香的气息。
葬礼很简单，按照她的遗嘱，没有哀乐，只有她生前最爱的《西季》钢琴曲。来的人不多——出版社编辑、两个文学评论家、几位老读者，还有那位曾给她差评的著名批评家。他站在最后一排，全程低着头。
"张老师最后...痛苦吗？"仪式结束后，编辑红着眼圈问我。
我摇头："她走得很平静，像完成了一部满意的作品。"
编辑递给我一个牛皮纸袋："《高原情缘》的终校样书，下个月出版。她本可以..."
"她看到了电子版。"我接过沉甸甸的纸袋，"这就够了。"
回到家，阳光依然照在那张红木书桌上，仿佛什么都没变。我打开电脑，发现张雅芝的邮箱自动登录着。收件箱里有封未读邮件，来自《当代文学》主编：
"张老师，《高原情缘》终稿惊为天人！特别是结局转折，女主角选择孤独终老而非回归爱情，这种反套路处理展现了惊人的勇气与洞见..."
我盯着屏幕，突然想起张雅芝临终前那个微弱的笑容。她终究还是改了结局，没有告诉我。
书桌上堆满了她的笔记和草稿。我开始整理这些遗物，按照她的遗嘱，有价值的手稿将捐赠给现代文学馆。最上面是一本黑色硬皮笔记本，扉页写着"创作札记2018-2025"。
翻到最后一页，是张雅芝颤抖的字迹：
"舒畅，如果你读到这些，说明我食言了——没能亲自告诉你真相。关于你父亲，关于我，关于为什么我会在文学大赛上选中你的稿子。去找我的律师，他保管着一个蓝色铁盒。别难过，死亡只是换种方式存在。记得写下去，用我送你的那支笔。——雅芝，绝笔"
我合上笔记本，胸口像压了块石头。窗外暮色西合，房间里渐渐暗下来。我没有开灯，坐在昏暗中抚摸那支她送我的钢笔，金属笔帽冰凉如她的手指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按约见了张雅芝的律师。他递给我一个生锈的蓝色铁盒，锁己经坏了。
"张女士二十年前交给我的，"律师推了推眼镜，"说有一天会有人来取。"
铁盒里是一叠发黄的信件、几张老照片和一本皮质小日记本。最上面的信封上写着"周卫国亲启"，邮戳是1998年12月，拉萨。我小心地拆开，信纸己经脆得几乎要碎裂：
"卫国：
孩子没了。医生说是因为我情绪波动太大。别自责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我决定回成都，这里太多回忆。你好好当兵，别辜负那身军装。卓玛的事我不怪你，她比我更需要你。至于那个承诺，忘了吧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结局。
永远爱你的，雅芝"
我怔住了。"卓玛"不是张雅芝的藏族名字？还有"那个承诺"是什么？
翻看照片，除了我昨天在书房发现的那张父亲与藏族姑娘的合影，还有几张父亲不同时期的军装照。最下面压着一张小纸条，上面是一串藏文和汉字混写的地址："纳木错西岸，白玛家"。
日记本记录的是张雅芝1998年在西藏采风的见闻。12月15日那页写道：
"今天得知真相。卫国心里早有人，是当地牧民的女儿卓玛。他对我只是责任，因为那晚酒后...我该恨他吗？不，他至少愿意负责，比大多数男人强。但更让我震惊的是，卓玛己经怀孕五个月了，而他还答应娶我...多么荒唐的悲剧。"
往后翻，12月20日：
"流产了。也许是天意。我要离开这里，永远离开。但今早听说卓玛家遭了雪灾，她哥哥死了，只剩老母亲。留下些钱，算是对那未出世孩子的补偿吧。"
最后一页写着：
"给卓玛的钱通过乡政府转交了。听说她生了个男孩。卫国不知道这事，我也不打算告诉他。让他安心当他的兵吧。这段往事就让它永远埋在雪山下。"
我合上日记本，脑子嗡嗡作响。父亲还有一个孩子？我的...同父异母的兄弟？
回到住处，我立刻查了纳木错周边的地图。白玛是个常见的藏族名字，但结合"西岸"和"雪灾"，范围缩小了很多。我拨通了一个在西藏旅游局工作的大学同学的电话。
"帮我个忙，"我说，"查查1998年纳木错西岸发生雪灾的村子，特别是有户姓白玛的人家。"
三天后同学回电："查到了。当年雪灾最严重的是扎西岛村，有户牧民家女儿叫白玛卓玛，母亲叫白玛央金。卓玛后来嫁到那曲去了，但她母亲还在村里。"
"卓玛...有孩子吗？"我屏住呼吸。
"有个儿子，叫多吉，听说父亲是汉人，早去世了。那孩子后来被送到日喀则孤儿院，九十年代末被一个内地来的作家资助上学，现在好像在拉萨开旅行社。"
挂掉电话，我站在窗前久久不能平静。张雅芝不仅知道父亲另一个孩子的存在，还暗中资助了他。而她选择在临终前让我知道这一切，究竟想告诉我什么？
《高原情缘》出版那天，我买了一本，坐在张雅芝常坐的院子里读。阳光透过梧桐树叶在书页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仿佛她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些文字。新书扉页上印着："献给S，我的高原之光。"
我着这行字，突然明白为什么她最终改了结局——女主角选择孤独不是因为恐惧爱情，而是领悟了某种更深刻的自由。这或许也是张雅芝自己的人生答案。
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梦。梦见张雅芝站在纳木错湖边，穿着那件藏蓝色羊绒衫，头发被风吹乱。她向我招手，我跑过去却怎么也接近不了。
"雅芝！"我大喊。
她微笑着说了什么，风声太大我听不清。最后一句却异常清晰："故事从不会真正结束，舒畅。"
醒来时枕巾是湿的。窗外，第一缕阳光正照在那支钢笔上。
一个月后，我带着蓝色铁盒去了拉萨。在八廓街一家小旅行社里，我见到了多吉——一个高大黝黑的藏族汉子，眉眼间有父亲的影子。我谎称是研究边疆文学的学者，想了解纳木错的风土人情。
"您长得很像我一个朋友，"倒茶时多吉突然说，"特别是眼睛。"
我的心跳漏了一拍："是吗？"
他点点头："资助我上学的张阿姨，她给我看过照片，她爱过的一个军人..."
茶杯在我手中颤抖，热水洒在手背上。多吉连忙递来纸巾，我趁机岔开话题。临走时，我在座位下悄悄留下了那个蓝色铁盒和一张纸条："你父亲叫周卫国，是个英雄。"
回到成都，我开始以张雅芝为原型创作小说《未尽之言》。写作时总用她送我的那支钢笔，仿佛这样能汲取某种力量。小说完稿后，我发给张雅芝的编辑看，他激动地打来电话：
"太棒了！我要推荐你参加今年的青年文学奖！"
然而就在入围名单公布当天，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。
"舒畅先生？"冷硬的男声，"我是李成儒律师，代表李明远先生家族。您小说中'张女士'的情节涉嫌侵犯当事人隐私，我们要求您立即撤稿..."
李明远——张雅芝前夫的名字。我这才想起小说中确实写了一些她日记里提到的家暴细节。
"那是文学创作，"我辩解，"人物和情节都经过艺术加工。"
"张雅芝女士的日记是私人文件，"律师冷冷道，"您非法占有了它们。"
挂断电话，我翻出张雅芝的遗嘱。果然有一条："所有日记及私人信件由舒畅保管，但不得公开或用于商业用途。"
我陷入两难：放弃参评意味着失去重要的文学机会；坚持出版则可能面临法律诉讼，更辜负了张雅芝的信任。
那晚我又梦见了她。这次她坐在书房里，正在修改我的稿子。
"这段太首白了，"她头也不抬地说，"好的文学应该像雪山上的雾，若隐若现才美。"
我走过去，看到她把我描写家暴的章节全删了，改成了一段关于"瓷器上的裂痕"的隐喻。
"这样，"她满意地放下笔，"既说了真相，又留了体面。"
醒来后，我立刻打开电脑重写争议章节。一周后，修改版打动了评委，《未尽之言》获得新人奖。领奖那天，我别着那支钢笔上台，致辞时说：
"感谢我的文学引路人张雅芝老师，她教会我最重要的一课：写作不仅是揭露真相的艺术，更是守护尊严的修行。"
台下掌声雷动。恍惚间，我看见最后一排有个穿藏蓝色衣服的身影，但定睛看去，那里空无一人。
回到家，我收到多吉的短信："收到铁盒了。谢谢你和张阿姨。我在纳木错湖边开了家小书店，叫'雪'，欢迎你来。"
我微笑着回复："一定。"然后打开电脑，开始写一个新故事，关于一个汉族士兵和两个藏族姑娘的往事。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，仿佛有人在耳边轻声说："写下去，舒畅，写下去..."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