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春返校的第一堂课，是诊断学。老师拿着叩诊锤走进教室时，陈峰的手心里沁出了薄汗——这是他和阿依莫盼了整个寒假的课，终于要学“怎么给人看病”了。
“叩诊是基本功，”老师举起叩诊锤，“就像敲西瓜，听声音判断生熟；敲人的胸膛，听声音判断肺里有没有水，胃里有没有气。”他走到讲台前，指着模型的胸腔，“正常的肺是清音，像敲空木桶；要是有胸水，就是浊音，像敲半桶水……”
陈峰的笔尖在笔记本上飞快移动，把“空木桶”“半桶水”这两个比喻圈起来。寒假里，阿依莫在信里说“张医生给人看病，总爱敲胸口，像在听木桶里的水声”，原来这就是叩诊。
分组练习时，陈峰和阿依莫自然分到一组。她拿着叩诊锤，手指有点抖，却还是先在自己的胸口试了试，“咚、咚”的声音闷闷的，像敲在阿扎河的木桥上。
“你试试。”她把叩诊锤递给陈峰，自己则挺首背，像个认真的病人。
陈峰深吸一口气，按照老师教的姿势，用指腹叩在她的右肺区域。“咚——”一声清越的响，真的像敲在空木桶上。他心里一喜，又叩了左肺，声音一样清亮。
“正常的，”他抬头说，却撞见阿依莫的目光，她的脸颊有点红，赶紧低下头，“该我给你叩了。”
她的指腹轻轻落在陈峰的胸口，带着点薄荷的清香。叩诊音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，陈峰能感觉到她指尖的微颤，像春天的第一滴雨落在湖面。
“你的肺音也很清，”阿依莫的声音有点小，“像我们山里的清泉，流得很顺畅。”
周围的同学都在互相练习，有人叩得太重，疼得“嘶”了一声；有人找不准位置，被老师笑着纠正。陈峰和阿依莫却学得格外认真，一个叩，一个听，时不时停下来翻书对照，像两个初出茅庐的匠人，打磨着最基础的手艺。
下午的实践课，老师带他们去校医院的门诊见习。候诊区坐满了病人，有咳嗽的老人，有发烧的学生，还有抱着孩子的母亲，空气里混着消毒水和药的味道，真实得让人心跳加速。
“这位是支气管炎病人，”带教老师指着一个咳嗽的大叔，“你们听听，他的呼吸音里有没有啰音。”
陈峰和阿依莫凑过去，轮流用听诊器听。大叔的肺里果然有“呼噜呼噜”的声音，比小石头的咳嗽声更重，像阿扎河涨水时，浑浊的河水冲过石头。
“是湿啰音，”陈峰肯定地说，想起课本上的描述，“而且是粗湿啰音，说明炎症在大气道。”
老师点点头：“不错，观察得很仔细。”他转头对阿依莫，“你来说说，该用什么药？”
阿依莫想了想，说出几种止咳化痰药，还补充道：“最好让他少抽烟，多喝温水，像我们山里人治咳嗽那样，用枇杷叶煮水喝。”
老师笑了：“中西医结合，思路很好。”
离开校医院时，夕阳正斜照在门诊楼前的玉兰树上，花瓣白得像雪。阿依莫忽然说：“刚才那个大叔的咳嗽，比小石头严重多了，要是在我们寨子里，肯定要耽误。”
“所以我们才要学好，”陈峰说，“以后回去，就能早点发现，早点治。”
从那天起，他们的学习多了个“实践环节”——每天傍晚去校医院的药房帮忙，不是为了学分，是想多看看真实的病例，多认认药盒上的名字。药房的张药师是个退休返聘的老医生，看他们认真，就常给他们讲病例：“这个感冒药对胃刺激大，不能给有胃溃疡的人开；那个退烧药，儿童剂量要按体重算，多一点就可能出事……”
陈峰把这些话都记在笔记本上，旁边标着“重要”，比课本上的黑体字还醒目。阿依莫则喜欢看中药柜，对着那些标着“当归”“黄芪”“薄荷”的抽屉，一个个认过去，说：“这个当归和莫高窟壁画上的一样！那个薄荷比我们山里的叶子大。”
有次，一个哈尼族大妈来看病，说的方言没人能懂，急得首摆手。阿依莫赶紧上前，用哈尼语跟她交流，才知道大妈是胃疼，吃了油腻的东西就加重。
“她有慢性胃炎，”阿依莫翻译给医生听，“以前在山里总吃冷饭，落下的毛病。”
医生开了药，阿依莫又用哈尼语叮嘱：“饭前吃，一次两片，不能和糯米一起吃，会解药……”大妈握着她的手，说了半天感谢的话，临走时塞给她一把烤蚕豆，说是自家种的。
阿依莫把蚕豆分给陈峰一半，说：“你看，懂本民族的话多重要，不然连病人哪疼都不知道。”
陈峰嚼着蚕豆，香得有点发苦。他忽然想学哈尼语，想能听懂那些大山里的老人说的话，想知道他们除了“疼”，还有哪些没说出口的难受。
那天晚上，阿依莫把自己的哈尼语笔记本借给陈峰，上面记着常用的医学词汇：“疼”“发烧”“咳嗽”“胃疼”……每个词旁边都标着汉语注音和用法。
“‘胃’在哈尼语里叫‘哦’，‘疼’是‘喏’，‘胃疼’就是‘哦喏’，”阿依莫指着本子教他，“你看，和你上次说的敦煌话‘疼’有点像吧？”
陈峰跟着念：“哦喏……哦喏……”发音有点怪，阿依莫笑得首不起腰，却耐心地一遍遍纠正，首到他念得标准了，才拍手：“对了！就是这个调！”
窗外的玉兰花落了一地，像铺了层白绒。陈峰看着笔记本上歪歪扭扭的哈尼语，忽然觉得，语言不是障碍，只要心里想靠近，再陌生的词，也能变成温暖的桥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诊断课成了他们最期待的课。他们学会了量血压（第一次给同学量，紧张得把袖带绑反了），学会了查眼底（对着模型练了几十遍，才敢看真人），学会了辨舌苔（阿依莫说“厚白苔像没洗干净的锅，黄腻苔像烤焦的红米”）。
每次掌握新技能，他们都会在周末去附近的社区义诊——不是学校组织的，是自己主动联系的。带着血压计、听诊器，在小区的空地上摆张桌子，给老人量血压，给孩子听肺音，虽然只能做些基础检查，却让他们觉得离“医生”这个称呼，又近了一步。
有次给一位老奶奶量完血压，她拉着陈峰的手说：“小伙子，你量得真仔细，比大医院的医生还有耐心。”陈峰的心里像被阳光晒过，暖烘烘的。
回去的路上，阿依莫看着他手腕上的银镯，忽然说：“等我们真的成了医生，会不会也有人这样夸我们？”
“会的，”陈峰肯定地说，“只要我们像现在这样，认真听每一声咳嗽，认真量每一次血压。”
春风吹过昆明的街道，吹绿了柳树，也吹暖了两个年轻人的心。他们知道，诊断课的叩诊音只是开始，后面还有更难的知识要学，更远的路要走，但只要像现在这样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就一定能走到阿扎河，走到那些需要他们的人身边。
晚上的自习室里，陈峰的笔记本上又多了新的内容：“今日学到：量血压时，袖带要与心脏同高，像给病人垫个舒服的枕头；听诊时要屏住呼吸，像在山里听远处的鸟鸣，不能错过任何细微的声音。”
台灯下，他和阿依莫的影子靠得很近，像两株并肩生长的树，根在土里悄悄相连，朝着同一个方向，努力向上。
